冯友兰传略及家庭简史

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中国哲学史和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位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始终反对西化，主张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自30年代至今，欧美许多大学把他的《中国哲学史》一直作为教科书，他的主要著作编在《三松堂全集》出版。

冯友兰（1895——1990年），字芝生。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冯氏原籍山西省高平县，其始祖冯泰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携其子冯廷屿来祁仪经商，数载后，冯泰一人回原籍，留其子冯廷屿在祁仪定居，生子跃南、汝南。在其后百年间成为唐河望族。跃南次子冯殿吉（既冯友兰的曾祖父），字荡人，号石泉。道光年间中武秀才，性豪放，爱施与，家道中落。独生子冯玉文，字圣徽，号梅村。八岁时（1833年）冯殿吉死，靠其母涂氏、庶母茹氏抚孤成人，依茹夫人之力又使家道中兴。冯玉文考中秀才后，因遭学使不公之待遇，“随发愤弃举业，专肆力古文辞”。曾著有《梅村诗稿》传世。有子三，长云异、次台异、汉异，冯氏三兄妹既冯台异之子女。

冯台异、字树侯（1866——1908年），成年后与吴清芝结婚。吴清芝（1862——1944年），字静宜，唐河城南二十五里小李庄人。“其先闽人，清初随云南右路总兵涂公孝臣屯垦唐河因家焉。”吴清芝识书达理，处事明敏，才华富瞻，夫妻恩爱情深。冯台异自幼发奋读书，为县内鸿儒。曾任崇实书院山长，任内修缮院舍，整肃院纪，建树颇多，为唐河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后来攻习举业，锐意进取，以求博得功名。一次他应试落第，归途中在汝坟桥旅店题壁诗云：“年年事事不如人，惯逐群仙步后尘；才调如卿堪第一，奈何偏现女儿身。”足见他对吴清芝的钦敬。冯台异在吴清芝的支持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蟾宫折桂，中戊戌科第三甲进士，分发湖广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携眷属去武昌。吴清芝适冯家后，生长子新兰、，早殇，又生长女温兰，再生友兰（1895年）、景兰（1898年）、次女叔兰（即沅君，1900年），时温兰留故里，三兄妹皆随往武昌。此前，友兰、景兰在祁仪时，在其表叔刘自立处读私塾。在武昌时，收入不丰，不能为友兰兄妹延师教读，时虽有学校，然入读者多为贵族子弟，冯台异夫妇恐孩子染纨绔恶习，不敢令其入学，即由吴清芝亲自教读，遇不识之字，待冯台异公毕返寓再行解惑，两年间，在她悉心教导下，友兰读完《周易》、《左传》、《礼记》，景兰读完《诗经》、《书经》，叔兰读毕《四书》，每尽一册，吴清芝即煮鸡蛋两枚或铜圆四枚市五香牛肉一块奖励之。后来，冯台异任命为崇阳知县，行装甫议而不卸，即教友兰兄妹读书。两年后（１９０８年），冯台异病逝任所，吴清芝率子女扶柩北归家居，一到家，即厚束修、丰善馔、聘名师、以教子女。时家中无钟表，吴清芝划线于地，以志日影，至某线读书写字，皆有定规，日以为常。她说：“吾教书无他长，但耐烦有恒耳。”对子女她总是循循善诱，从不喝斥、责罚。她说：“小儿如有错误，须于其善时开导之，若于其怒时折之，不但不易听从，且身体易吃亏。”

唐河县光绪末推行新政，改革教育制度，办学校巍然成风。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唐河在老君庙路西的姚宅开办瑞本女子小学堂，时风气未开，家长不肯令媳女出闺阁，次年，县教育局长，吴清芝娘门族弟吴简斋请她出任监学，聘女教师二人，一班学生约３０来人，除家住城关者外，学生自由结合，立伙自炊，或就近亲友家吃饭，１９１１年３月正式开学授课，设修身、习字、国文、算术、体育课。吴清芝带叔兰食宿校内，他每天晚上提着一只座钟，准时进入教室，监督学生自习，从不间断。她说：“吾办学无它长，惟使师生间和而已。”同年秋，辛亥革命起，人心惶惶，教师离去，学校停办，吴清芝偕淑兰回到祁仪。１９４３年，豫北大饥，逃荒来唐河者络绎于途。吴清芝开仓拿出所藏谷物，每日施粥于市，救活甚多难民。

冯友兰自幼亲聆慈母教诲，十至十一岁，读毕《周易》、《左传》、《礼记》、十二岁即写文章，文思敏捷，初露锋芒。写完二三篇文章，吴清芝暗地问冯台异可否在科举时入试考场？冯台异说：“岂但一试，即进秀才亦可。”1911年，冯友兰先到县城高等小学堂，仅半年，于1912年去省城开封入中州公学班，次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那里开设的一门逻辑学的课程引起了他的兴趣，1015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的文科中国哲学门。从此，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就成了他终生研究的事业。1915——1918年在北大读书时，他曾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学者的影响，思想上倾向革命，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时，冯友兰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他与唐河籍学者徐旭生友人稽明（稽文甫）等人商议，创办《心声》月刊，冯友兰所写的发刊词说：“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表达了他渴望民主自由，急于改变中国面貌的强烈愿望。1919年11月前往美国学习哲学。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哲学，1923年以《人生思想之比较研究》一文，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州大学文科主任。之后，他决心搞学术研究，辗转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历任教授、秘书长、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等职。

 三十年代初期写成《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这部著作确定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在冯友兰取得学术成绩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军阀混战到北伐战争，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围剿”与“反围剿”斗争激烈，继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到底什么样的社会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冯友兰渴望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1933年暑假他到英国讲学，趁机到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等国，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情况，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工人、农民的忘我劳动。他觉得“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是一个在变化着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他对照了三种社会认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尊富’、社会主义‘尚贤’。”

 1934年回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已开辟了以中央苏区为主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在和人的谈话和演讲中，热情地讲了苏联的见闻，并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讲了《秦汉的历史哲学》，国民党北平警察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犯将其逮捕，经亲友活动至国防部，得何应钦电令以“重大嫌疑”而释放。鲁迅先生曾写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捕。”可见国民党政府对社会主义宣传恐怖到了什么程度。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北平各高等学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不断发生，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不断派军警到学校搜捕学生，冯友兰对学生的主张是赞成的，经常有参加革命运动的学生躲到他家里，他就竭力地掩护，从不问姓名，1936年一次军阀围住清华大学搜捕学生，突然有两个学生来到他家躲避，他忙请他们进屋。他的夫人叔明把两个学生藏到厨房，后经校方努力军警撤去。在解放后的一次会上，冯友兰才知道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就是姚依林。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冯友兰随清华大学南迁，先到长沙，再赴昆明西南联大。国民党当局由“速胜论”转为“亡国论”，冯友兰从对国内外形势的观察，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坚持抗日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为坚定联大师生的胜利信心，他为联大校歌作了题词为：“万里长征，辞却了王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缴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员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枕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慷慨激昂、动人新弦的《满江红》极大地鼓舞着在日本飞机天天轰炸下的联大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撰写“贞元之际所著书”共六种。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建立“新理学”哲学体系。体现了他从哲学上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新理学》曾获抗日以来最佳学术著作一等奖。在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结束之际，他曾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1944年十二月，冯友兰最钦佩的母亲吴清芝去世。1945年二月，冯友兰和冯景兰怀着极大的悲痛回到祁仪吊唁。他“空扶棺而长恸，悔九年之归迟。”冯友兰并不信鬼神，但他出于对母亲的爱，身穿麻袋、头顶孝布，兄弟二人轮流守灵，并以最沉重和崇敬的心情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祭母文》和《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二文，记下了吴清芝的生平和事迹。时值春节，冯友兰和冯景兰二人亦挨门挨户给街坊邻居拜年，时唐河县长范孝纯到祁仪吊唁吴清芝，友兰兄弟俩亦不迎也不送，在故乡被传为佳话。

1946年8月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之邀请，赴美到该校任客座教授，当时有许多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但冯友兰却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国。”1947年圣诞节刚过，他就启程回国，在过海关时，查护照的人员看他持的是永久居留的签证，就把护照还给他说：“保存着，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冯友兰推开护照，断然说：“不用了。”就上船回国了。

中国共产党时刻关心着这位著名的爱国学者，在他回国以前，党中央委托他的亲属任锐给他家捎信，欢迎他全家到延安去，如果去了，可以去找中共驻北平军阀处代表叶剑英。冯友兰到家以后认为反正解放军快打到北平了，就在这里迎接解放军吧。当时北平知识界人心惶惶，议论去留问题，有一次弟弟冯景兰问他走不走？冯友兰回答说：“何必走呢？共产党掌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问题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不放过知识分子的机会，1948年底，派专机来北平接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冯友兰的态度给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以很大的影响，结果南京政府只接走了一个校长梅贻琦，其他人都托辞拒绝留了下来。

梅贻琦走后，校务委员会推举冯友兰为主席，处理善后事宜，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保卫委员会，由周培源率领维护学校治安。当傅作义军队撤到城里后，冯友兰召开校职工大会，宣布清华大学已先北京而解放，去留听便，眼下是维护校内秩序，保护学校财产，听候共产党接管，他的话安定了大家的情绪，纷纷签名留下，就着样，保住了“清华”完好无损地交到了人民手里，从此，他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的冯友兰，对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与长期性认识不足，因此，刚解放时，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等中央领导真诚地指出他的弱点，启示他自觉转变立场时，他往往误解了，1949年冬，党组织批准他参加了北京郊区土改，通过土改，冯友兰从思想上认识了“剥削”的真实含义，深刻懂得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通过不断地学习、观察、实践，逐步转变了立场，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从1951年底，冯友兰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接受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此后，又被任命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委，受聘为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组组长。1956年在威尼斯国际哲学研讨会上，有人发言指责中国不重视文化传统，说故宫被拆了，长城被挖了。面对这些污蔑和诽谤，冯友兰当即予以反驳，维护了新中国的尊严。

在二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党中央邀请他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在小组讨论会上，毛主席非常重视他的发言，临走拉着他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在以后的多年里，毛主席象老朋友那样看待他，鼓励他，他自己也锲而不舍，努力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多次挨整，受到批斗，但冯友兰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满怀期望。1968年秋，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提到冯友兰，才逐渐解除了他的“囚禁”，尔后他就集中精力修改《中国哲学史新编》。“批林批孔”中，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批孔”文章，犯了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友兰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他觉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除了他沉重的思想包袱，虽至耄耋之年，又积极投身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宏篇巨著中。1982年1月，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一册，其序表示“决心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同年访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用西方现代思辩方法解决中国哲学问题，对许多旧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部巨著历时十余年，后来靠口述，别人笔录，他以坚韧顽强的毅力在1990年7月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全部完成。冯友兰说这部书“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同年11月26日，因肺炎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在漫漫人生中，冯友兰穷毕生精力致力于学术，勘称一代学术泰斗，冯友兰四十余年没有回到故乡祁仪，但他经常思念故土，和家乡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常关心着家乡的各项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希望家乡振兴教育，多出人才，早在1939年，冯友兰就为设立在家乡的私立中学题名“临泉中学”，兼任该校的名誉校长。1985年春在他90寿辰，王明珍乡长代表祁仪人民特去北京看望他，给他带去了家乡的小米、绿豆、芝麻，看着这些哺育他成长的东西，他谈起了往事和家乡的山山水水，谈起了教育，当他得知家乡教育现状时慷概地从多年的积蓄中拿出一万元资助修建了祁仪乡中教学楼。家乡人民不忘他的关怀，就以他终生敬仰的母亲——唐河县第一位女教育家吴清芝的名字命名为“清芝”楼。1987年唐河县修建图书馆，冯友兰得知后又慷概解囊捐助人民币一万元和上千册书稿，他寄希望于家乡文化的兴旺，给家乡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字叔明，生子女四人。长女冯钟链早殇，次女冯钟璞为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长子冯钟辽现居美国。次子冯钟越为航空、航天专家，于1982年10月病逝于北京。任载坤于1976年春病逝北京。冯友兰岳父任智明河南省知名人士，解放后居住开封。冯友兰在留学期间，由吴清芝做主，曾聘吴清芝侄女吴氏为妻，未正式结婚即病故。

冯友兰之弟冯景兰（1898——1976年）字怀西。自幼宦居武昌，在祁仪时随其表叔刘自立处入读私塾。其父帮办洋务、勘探大冶铁矿。故得见各种矿石，引起强烈兴趣，立志献身国家地质事业。1908年父亡归籍，仍入塾读经。1913年到开封河南省第二中学就读，1916年进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18年河南省招考留学生。冯景兰应试录取，当年赴美国入科罗拉多州立金城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地质及矿产学，获矿山工程师职称。1912年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及地貌学等，获得硕士学位。

1923年毕业回国，冯景兰任中山大学科学通论讲师，不久晋升为地质学教授，并担任矿物地质系主任。1927年，前往湖北昌平墨山寨分水岭调查金矿。同年秋，任两广地质研究所技正。在两广区域调查中，提出“丹霞地形”的命名，后来为国内、国际地质学界承认，沿用至今。1929年赴荷属爪哇巴特维亚，参加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秋，应茅以升之邀到天津北洋大学任教。1930年调查东北沈海铁路沿线地质。1932年考察陕北地质。

1933年起在清华大学任教，次年任地质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迁至长沙，再转云南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并主持地学系系主任多年。1943——1945年，兼任云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和采矿系主任。此间，曾参加川、滇、康3省铜矿勘探及滇缅铁路沿线矿产调查。对上述各省铜矿的成因、类型和次生富集作用颇有研究，并发表了开创性的意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迁回复校。冯景兰随之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地学系任教授和系主任。

建国后，冯景兰仍执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调至北京地质学院任一级教授。1955年，高等院校调整，北京地质学院并入武汉地质学院，原北京地质学院成为武汉地质学院研究生院，他仍留在北京指导培养研究生。

冯景兰热爱地质教育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在豫西进行调查，对评价平顶山煤田和巩县铝土矿都作了一些指导工作。1950——1953年参加黄河调查，并参与“三门峡坝址建议书”、“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参考资料”的编写工作。1956年分别出席全国和北京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质部委员。

冯景兰对地质学和矿床学造诣颇深，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数十年中作了大量基础地质工作，对两广，陕北及沈海铁路沿线的地质进行调查，为这些地区以后的地质研究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冯景兰受到冲击，资料被掠一空，文稿亦丢失殆尽，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不倦工作。1976年9月29日早晨还在伏案写作，上午因患猝发性心肌梗塞而辞世。

冯景兰夫人仝氏，咎岗乡岗柳人，随夫住北京，生三子三女，长子钟豫居台湾、次子钟广在北京科学院工作、三子钟彦北京大学教授、长女钟芸大学教授、次女钟潜在北京工作……

冯沅君（1900——1974年），女，原名恭兰、淑（叔）兰，笔名淦女士、沅君、漱峦、大琦、易安、吴仪等。

自幼从母亲吴清芝学《四书》、《五经》及古典文学，打下深厚的文学功底。并从家乡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传说和歌谣中吸取营养，成为日后文学研究的最初知识积累。1910年进县立瑞本女子小学堂，辛亥革命时辍学，仍家居自修。从哥哥友兰和景兰自卞、京、沪带回新书刊中，受到新文化的影响，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强烈要求出外求学。恰好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1917年首届招生，在哥哥的赞助下，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高师文科专修班。“五四”运动前后，校长方还思想顽固，禁闭森严，条令繁多，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不准学生上街游行。冯沅君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的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同学们推倒校门，夺门而出，她和女师大学生一起，与他校师生会师。请愿上书后返校，又迫使方还辞职，此事深得同学们的赞扬。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粉墨登场，扮演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表现了反对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的勇敢精神。

1922年夏在女高师毕业，冯沅君随即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特别是郭沫若等人文学作品的影响，接受新的文学观念，激起创作热情。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同时，从1923年秋开始以“淦女士”的笔名，在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四篇小说，后来辑成单行本，总题书名《卷葹》。这四篇小说共同主题是抵抗家长的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母爱和爱情不得并存共处，是她的女主人公精神苦恼的共同原因。其中的爱情描写，大胆坦率、真切委婉，得到鲁迅的肯定。谓之“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作品引起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在社会上影响甚大。

1924年冬，冯沅君成为北京《语丝》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她以“沅君”的笔名接连发表10多篇论文、杂感或考证性文章。后来收进《劫灰》集子里的《劫灰》、《贞妇》、《缘法》3篇小说也是此时问世的。小说反映的不限于争取爱情的主题，也不再只用第一人称的自叙体，只是原有的那种反封建精神虚弱了。

1925年夏，冯沅君在北大研究所毕业，到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从此开始大学教师生涯。次年，返回北京，在中法大学授课的同时，继续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做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在该所办的月刊上，发表一批考证文章，又用“漱峦”笔名发表两则唐河县的民间故事，成为该月刊作者群中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

1927年秋，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在此，她将兴趣转在文学研究方面，与陆侃如共同撰写《中国诗史》，由此确定了以后长期的治学方向：冯研究唐以后的文学，而陆则研究唐以前的文学。两人于1929年1月在上海结婚。

1930年秋，冯沅君只身回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初授古典文学课，某些老学究投以怀疑、轻蔑的眼光，她却讲得充实而谨严，站稳大学讲坛，成为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大学女教师之一。

冯沅君决心节衣缩食，积钱赴法留学。1932年夏偕陆侃如从上海乘邮船起程，到巴黎后，二人同时考入第七大学博士研究生院。1935年毕业时，通过论文答辩又获文学博士学位。她在留学期间，曾参加法国著名作家巴比赛领导组织的“反法西斯同盟”所属的中国留学生支部活动，冯沅君夫妇负责编辑油印小报，并同李健吾等讨论世界形势和文艺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问题。

归国后，冯沅君应聘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教书，陆侃如则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天津失陷。这一段时间内，冯沅君夫妇一起完成南戏曲文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自此冯沅君研究的兴趣由词和散曲转移到古代戏剧方面，开始对古剧的研究、探讨，终于在1936年写出《古剧四考》。

“七·七”事变发生时，冯沅君正患盲肠炎，动过手术后在燕大寓所修养。她目睹学校当局对“山河梦里属他人”而无动于衷，一些教师、学生“连天箫鼓日喧喧，不数国仇不数恩”的麻木不仁，心情悲愤不已。当病体痊愈时，即同陆侃如于1938年春南下，开始了流徒奔波，难得安定、难得团圆的生活。他们经上海，取道香港、越南河内到达昆明。陆去中山大学任教，他随之到广州。不久，广州失守，他们又随校流离牵徙粤西罗定。1039年初，冯沅君应武汉大学之聘，独自径往四川嘉定。暑假，她去迁至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与陆侃如团聚，遂应聘留此。1940年秋又随校迁至粤北坪石。1942年夏，他们再度入川，到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直到抗战胜利。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她饱尝流离之苦，忍受疾病折磨。但她关心的首先是国家民族的危难，对战局的变化，山河的沦陷，人民的饥荒，她都情动于衷，发而为诗，或悲，或欢，或怒，或嘲，流露出一颗爱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她与陆侃如受老舍委托，和姚雪垠等在东北大学中组织“中华文艺抗敌协会川北分会”，会址即设在自己家中。1943年在三台妇女运动的大会上，她作了题为《妇女与文学》的长篇演讲，介绍中国历史上几个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蔡文姬、李清照等的事迹和文学创作，激发与会青年的爱国热情。

时局动荡，学校屡迁，图书资料极端缺乏，进行学术研究很困难。然而此一时期她陆续完成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一组是收进《古剧说汇》中的《南戏补遗》等几篇文章，另一组是论古优的《古优解》等三篇，这是她独自在学术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古剧说汇》中十数篇关于古代戏剧的考证文章，基本上弄清宋元戏曲的形成、演出和创作中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对研究中国戏剧有重要参考价值。

抗日战争胜利后，冯沅君夫妇随校去沈阳，1947年又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此时，她心情开朗，文兴昂扬，文思活跃，不象以前专写严正的学术文章了，处继续研究古代戏剧外也旁及其他。

1949年后，冯沅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次运动，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走过的道路，以行动表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她一直勤勤恳恳地从事教育工作。50年代，为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上课，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宋元明清部分，开设《历代散文选》、《陆游研究》、《中国戏曲研究》等专题课。教学认真，一丝不苟，深获好评。60年代，重点做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工作，热情关心，尽心尽力，坚持每周讲课，作辅导，定期批阅他们的读书报告，培养一批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新人。受过她培养辅导的人，无不为她那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

冯沅君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思想发生显著的变化，力求对古代作家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在学术研究上也做出贡献。她和陆侃如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和 《中国文学简史》；受国家教育部委托，1956年同中山大学王起教授合著《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为全国大学的中国文学史教学提供讲授的依据；1965年同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共同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为大学中文系提供一部完整的教材。此外，还有几部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面世。

冯沅君先后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政府委员、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1963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冯沅君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被“勒令”打扫厕所，曾被迫在“砸烂资产阶级教育黑线展览会”上充当现场批斗的活靶子。她没有子女，孤苦无依的一个人活着，在那种特殊的岁月里，得不到任何慰籍，但她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一直没忘记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74年6月因病去世。

冯台异和吴清芝的长女冯温兰，自幼定亲嫁与湖阳张湾赵姓。解放后随侄女在北京生活。“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时被“红卫兵”遣返回乡，她和侄女在返乡途径许昌时失踪未归。

冯钟越（1931——1982年），曾用名宗越。最受冯友兰的钟爱，被冯友兰称为“能娴科技，能娴文艺，全才罕遇。”是我国著名的航空、航天专家。

自幼随其父居于任所。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读完中学。1946年回北京入读清华大学。1952年毕业，分配到第三工业部沈阳一一二工厂工作。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10年，历任总装车间工艺室主任，设计室强度组组长。直接参加“米格17”的仿制，“歼5”飞机静力实验的组织领导，“歼教1”飞机的研制，“红专502”的强度复查和“东风113”的研制，为解决其中的强度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1961年8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六0一研究所成立，冯钟越调任该所任强度室副主任、主任。此后10年，在完成摸透“歼7”、研制“歼8”、预研“歼9”的任务中，冯钟越一直负责关键的强度计算和分析工作。他夜以继日的查资料，找论据，制定强度计算的各项任务。

“歼8”飞机移交试制后，冯钟越亲自组织跟产，日夜奋战，直到“歼8”飞机上天。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同干扰、破坏科研生产的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67年7月工厂武斗严重，生产力量不足。他白天、黑夜都与工人、干部一起处理车间在研制、生产中出现的问题，采取措施使机翼、尾翼、起落架静力实验一次成功；对后机身提前实验件出现的强度不够问题，同设计人员提出加强方案，经过再试验，使结构强度达到规定的标准，顺利通过全机静力实验，保证了“歼8”飞机的飞行安全。

“歼8”飞机是中国首次研制成功的超音速飞机，冯钟越呕心沥血，奋力拼搏，带领设计人员对计算参数、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材料的选用以及对气动力、热处理等问题，严格把关，取得完整、准确的技术资料。这使没有超音速飞机设计经验的技术人员从技术标准到设计方法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并掌握了强度计算的工作能力，为国家成功地造就一大批强度专业技术人才。

冯钟越根据航空科研工作的迫切需要，提出“结构分析”、“优化设计”、“断裂控制”、“疲劳研究和实验”、“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系统”等重大研究课题。在航空结构分析系统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制工作中，担任主任工程师，负责设计思想和总体技术方案。其中研制成功的航空结构技术分析I型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为最大型的结构分析程序系统，填补了国家在这个领域中的空白，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

冯钟越倡导应用新技术成果，主张采用先进技术以提高设计水平。计算力学，尤其是有限元法在航空工业中几乎取代一切其他方法，成为结构分析和设计的最重要方法，冯钟越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他的研究和应用，才使结果分析由经典方法过度到现代有限元法。

1958年，国际上发达国家采用电子计算机结构的方法出现后，他就积极学习有关资料，请教有关专家，提出“小展絃比机翼的强度、刚度研究”课题，并担任课题研究负责人。利用当时国内仅有的科学院研究所的104电子计算机开展研究工作。给大家讲自己学习“简化矩阵法”的心得体会，把公式全部推导一遍并手算了例题，鼓励课题组成人员攻关。工作一开始，他就安排1：3模型的实验研究项目，强调理论分析要有实验验证。经过努力，到1965年就拥有能上1000阶的有限元法软件。在“歼8”机翼设计中，既解算翼面应力，也求得气动力颤振计算所需要的影响系数，保证了“歼8”机翼面强度和气动弹性的要求，减轻了结构重量。采用有限元电子计算机设计飞机结构在中国是首创，是设计手段的一次重大变革，与国外采用的方法相比，水平相当。

冯钟越1970年调到六一一研究所工作，1973年又调任六二三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此后10年，他组织领导了“水轰5”、“运7”、“运8”、“运10”等飞机的全机静力破坏实验，取得圆满成功，其间，在部、院、所领导的支持下，顶着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于1976年以惊人的速度赶在“运10”飞机实验之前，完成“运8”飞机的静力实验，为“运8”定性投产铺平了道路。冯钟越善于学习，知识面广，接触的领域比较多，翻译、撰写了大量专业资料和技术论文。他先后被选为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航空学会理事，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国航空学会考察组成员，两次出国考察。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冯钟越1981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982年因患癌症逝世于北京。